来源:家长学院 作者:佚名
“红丸”本是宫廷中特制的一种春药。当年道士陶仲文因献“红丸”有功，受宠于嘉靖皇帝，一跃而成为朝廷显贵。朱常洛身体本不强健，此番又与这些女人淫乐，可他并不节制自己，一天夜里，为了寻求刺激，朱常洛服了一粒“红丸”，结果，狂躁不已，狂笑不止，精神极度亢奋。此时，原郑贵妃宫中的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，他本应用培元固本之药，却反用去热通利之药，使泰昌帝腹泻不止，委顿不堪。重臣杨涟上书，指责崔文升误用泻药。崔文升反驳说并非误用，而是皇帝用了 “红丸”造成病重。
明朝嘉靖年间的“壬寅宫变”，就是“红丸案”的开幕。这是历史上一起罕见的宫女起义。当时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为求长生不老药，命方士炼丹。这“红丸”制法很特别：须取童女首次月经盛在金或银的器皿内，还须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药物，连煮七次，浓缩为浆。再加上乳香、辰砂、松脂等拌匀，以火提炼，最后炼蜜为丸，药成。当时皇帝迷信，认为未有经历人事的宫女的月经可保长生不老，因此大量征召十三四岁宫女，并命方士利用她们的处女月经来制丹药。另外，为保持宫女的洁净，宫女们只能吃桑、饮露水。所以，被征召的宫女都不堪苦痛。
据《明实录》载，嘉靖年间，为了配制“红丸”，前后共选少女1080人。嘉靖二十六年的二月，从畿内挑选十一至十四岁少女300人入宫，三十一年十二月又选300人，三十四年九月，选民间女子十岁以下者160人，同年十一月，又选湖广民间女子20余人，四十三年正月选宫女300人。这些尚未成年的小姑娘，后来都成了嘉靖皇帝制药后的“药渣”了。
结果，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们决定起义。她们趁嘉靖帝熟睡之时，用麻绳希望勒毙他。谁知在慌乱之下，宫女们将麻绳打成死结，结果只令嘉靖帝吓昏，而未有毙命。由于此事发生在嘉靖壬寅年(嘉靖二十一年，公元1542年)，所以后世史学家称之为“壬寅宫变”。
明朝皇帝的寝宫是紫禁城内的乾清宫。除了皇帝和皇后，其余人都不可以在此居住，妃嫔们也只是按次序进御，除非皇帝允许久住，否则当夜就要离开。嘉靖年间的乾清宫，暖阁设在后面，共9间。每间分上下两层，各有楼梯相通。每间设床3张，或在上，或在下，共有27个床位，皇上可以从中任选一张居住。因而，皇上睡在哪里，谁也不能知道。这种设置使皇上的安全大大加强了。
但是，尽管如此，仍然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值得人们深思。
明末历史学家谈迁对此案的看法为“深闺燕闲，不过衔昭阳日影之怨”，说成是一个妇人争风吃醋的结果，估计这种说法有点牵强。不是嘉靖把宫女们逼到绝路上，戒备森严的皇宫中也不会有宫女意欲谋杀皇帝。
深受这种“红丸”其害的还有另外一个皇帝。明光宗泰昌帝朱常洛自幼不得其父喜爱，13岁才出阁读书，又长期辍读，经历坎坷。即位前的几十年中，他孤僻、压抑，遂沉湎酒色，恣情纵欲，这无疑影响 到他的身体健康状况。朱常洛即位后，颇具心计的郑贵妃为保全自己，取悦新帝，从侍女中挑选了8名能弹会唱的美姬进献给泰昌帝。贪于酒色的泰昌帝纳8姬后，本已虚弱的身体，不几日更是“圣容顿减”，“病体由是大剧”。
大臣们联想到梃击案以来的风波，不禁疑窦丛生，所谓“张差之棍不灵，则投以丽色之钊；崔文升之泄不逮，则促以李可灼之丸”，这一系列事件岂非正是有目的地陷害皇帝吗！继泰昌帝而后新登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，罢免没有尽力阻止李可灼进药的内阁首辅方从哲，将崔文升发配南京，李可灼充军，此案草草收场。但泰昌帝之死究系何因，始终未解，“红丸案”成为明宫疑案之一。
除了春药、房中术之外，还有春宫图，春宫图是描绘男女性爱生活、特别是各种性交姿态的图画，由于它最初产生于帝王的宫室，描写春宵宫闱之事，所以称为春宫。
沈德符的《敝帚斋余谈》中有一段阐述了春宫画的起源：
春画之起，当始于汉广川王画男女交接状于屋，召诸父姐妹饮，令仰视画。及齐后废帝于潘妃诸阁壁，图男女私亵之状。至隋炀帝乌铜屏，白昼与宫人戏，影俱入其中。唐高宗“镜殿”成，刘仁轨惊下殿，谓一时乃有数天子。至武后时，遂用(镜殿)以宣淫。
其实，春宫图并不是以宣淫为目的，而是具有激发性欲的功能。通过视觉、听觉、触觉、嗅觉等感觉器官实现性刺激。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起到性教育的功能，即作为性学书籍的插图来昭示人们。在汉时以春宫画给新娘做嫁妆，以指导夫妻性生活，这被称为“女儿图”、“枕边书”或“嫁妆画”，这在后世的民间也有流传。另外，古时候，人们还认为春宫图有辟邪的功能，就跟“避火图”的功能差不多。很明显，后人不能狭隘地理解春宫图。